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 ：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 。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 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 ，城市 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 ，对本地主保圣人 的崇拜和纪念 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 的基本单位 是堂区 ，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 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 的是昂热 。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 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 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 、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 的共同体 ，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 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 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 、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 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 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 的纽带 。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 、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
需要指出 的 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 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 ，相互排斥 。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 ，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 。由此可见 ，行会和堂区 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 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
基于不同 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 ，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 。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 ，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 的构成 。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 。城市居民共同 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 ，堂区 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 。此外 ，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 、婚姻和去世 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 的中介 ，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 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 ，同行业 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 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 ，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 的命令 ，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 ，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 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 的基层治理组织 ，而 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 。到18世纪 ，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 的衰落 ，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 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 。相较而言 ，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 。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 ，街区 的设置更加灵活 ，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 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 ，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 。作为首都，巴黎市民 的多样性不言自明 ，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 、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 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 ，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 的共识 。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 的市政街区在数量 、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 的。街区 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 、十户区等次一级 的区域 ，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 。街区 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 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 ，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 的权利 。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 ，负责征召辖区内 的市民组成民兵 ，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 ，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 ，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 。总之 ，以市政街区为框架 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 ，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 ，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 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 。首先，市政街区实施 的市民自治实质上 是有产者 的自治 。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 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 的资格 。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 ，因为这些无薪水 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 ，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 。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 、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 。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 ，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 的资格 ，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 。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 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 ，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 ，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 。其次 ，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 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 ，无法应对日益复杂 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 ，街区 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 。一方面 ，随着军事技术 的进步和军队 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 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 ，近代法国国力、军力 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 ，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 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 。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 ，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 ，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 的来说 ，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 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 、开放性 、包容性的特征 ，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 ，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贵州省政协五年发展之“最” ：与时俱进 守正创新******
中新网贵阳1月12日电(记者杨茜 蒲文思)12日，贵州省政协十三届第一次会议在贵阳开幕。贵州正式进入两会时间 。
十二届贵州省政协副主席赵德明代表政协第十二届贵州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作工作报告时表示，五年来 ，贵州省政协坚持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 、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努力以高质量履职服务贵州省高质量发展。
五年来，贵州省政协事业坚持与时俱进 、守正创新，实现了积极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成绩 是全方位和全局性的 ，其中很多工作具有特殊性 、突破性和开创性 。
图为政协委员在听取政协第十二届贵州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 瞿宏伦 摄五年来 ，贵州省政协加强制度化、规范化 、程序化等功能建设，提高深度协商互动、意见充分表达 、广泛凝聚共识水平。
报告指出，五年来 ，最具根本性 的 是始终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导 ，持续深入推进中央政协工作会议精神走深走实；最具创新性 的是搭建高层次协商平台，实现所有党政领导听取委员意见建议和“一府两院”领导同志与委员专题协商“全覆盖” ；最具影响力的是登梯借力争取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支持 ，推动国发【2022】2号文件出台 ；最具广泛性的是组织省市县三级政协开展“百千万行动”，坚决扛起按时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大政治任务；最具挑战性 的 是紧急动员政协委员采购疫情防控紧缺物资，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广泛聚智聚力 ；最具系统性 的 是指导市县政协加强和改进工作，促进政协协商有效服务基层治理 。
十二届贵州省政协副主席李汉宇在作关于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时说 ，五年来，共收到提案3939件，经审查立案3734件。立案提案中，集体提案1249件，委员提案2485件，均已全部办复。提案展现了政协委员为国是建言 、为人民履职的使命担当 ，彰显了人民政协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和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上 的独特优势 。提案提出的很多意见 、建议得到承办单位的重视和采纳，为助力贵州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 、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了智慧和力量。
图为政协委员在听取政协第十二届贵州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 瞿宏伦 摄李汉宇表示 ，五年来，贵州省政协探索“六个首次”，引领发展创新 。首次借鉴课题研究方法 ，从提案线索中遴选重点建言方向 ，发挥党派团体 、各专委会和各界别优势 ，加强重点提案 的组织策划；首次把提案线索征集范围覆盖到社会各界和党委、政府部门 ，科研机构和市(州)政协 ，进一步拓宽线索来源渠道 ，提升线索征集 的高度、深度和广度；首次参照提案督办的方式 ，督促各相关部门按照重点提案的办理要求，对政协全体会议大会发言和联组发言领导批示意见进行跟踪落实 ；首次推行提案工作表彰新模式，采取年度评选与届次表彰相结合的办法进行表彰 ；首次实施提案办理工作考核新办法 ，将提案办理工作纳入省直单位服务高质量发展目标绩效考核 ，充分发挥考核“指挥棒” 的导向作用 ；首次组建提案工作专家智库，聘请各领域专家学者组成“智囊团” ，为提案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五年来，贵州省政协围绕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出提案1219件；围绕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出提案215件 ；围绕弘扬新时代贵州精神提出提案289件 ；围绕完善社会治理改善民生保障提出提案1800件 ；围绕守住发展和生态底线提出提案211件 。
关于贵州省政协今后五年 的工作建议 ，报告提出5方面 的建议，持之以恒强化理论武装、持之以恒坚持党的领导、持之以恒深化协商议政、持之以恒服务发展大局、持之以恒汇聚强大力量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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