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 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 ：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 ，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 ，维系着城市共同体 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 的认同 。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 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 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 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 的崇拜和纪念 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 的基本单位 是堂区 ，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 的职责 。这种类型 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 ，比较典型 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 ，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这些城市 ，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 ，与行会联系密切 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 。这种类型 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 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 的是里尔 、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 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 。在当时语境下 ，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 ，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 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 ，应对饥荒 、火灾和瘟疫。因此 ，此类城市 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 的市政街区 。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 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 。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 ，巴黎 、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 ，相互排斥 。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 ，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 ，行会和堂区 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 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 ，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 的设置 ，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 。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 的纽带和基层治理 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 。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 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 是中小城市 。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 ，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 的城市 ，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 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 ，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 。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 、并为成员提供保护 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 。对工商业占主导 的城市 ，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 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 ，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 的城市中 ，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 ，而 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 。到18世纪 ，随着法国民众信仰 的淡漠和行会 的衰落 ，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 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 。相较而言 ，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 ，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 ，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 ，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 ，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 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 的市民 ，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 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 ，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 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 。两座城市 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 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 。这种基层制度 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 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 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 的市政街区在数量 、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 的理念和实践却 是一致 的 。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 。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 ，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 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 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 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 ，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 ，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 。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 、选区和军区为一体 ，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 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 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 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 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 ，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 。首先 ，市政街区实施 的市民自治实质上 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 ，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 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 ，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 ，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 、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 的对象 。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 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 。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 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 ，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 的凝聚力 ，并造成街区制度 的衰落 。其次，从17世纪开始 ，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 ，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 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 的城市治理问题 。最后 ，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 的进步和军队 的专业化 ，市民临时组建 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 的差距越来越大 。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 、军力 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 的威胁 ，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 ，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 ，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 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 的特征 ，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新春走基层）“中国年糕之乡”浙江慈城产销两旺：“捣”出醇香年味******
中新网宁波1月12日电(林波 刘雨 陈丽萍)过年吃年糕 ，寓意着年年高 。随着春节临近，在素有“中国年糕之乡”美誉的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 ，年糕迎来了产销旺季。
近日 ，在慈城年糕产业园，空气中弥漫着年糕刚刚出炉的清香 ，不少企业正热火朝天地加紧生产，“捣”出醇香年味，满足广大消费者对春节的期许。
经过淘米 、磨粉 、蒸粉等多道工序，伴随着热腾腾的雾气，雪白 的年糕不断地从机器中一根一根冒出来 。
企业采购 的春节年货 。 刘雨供图“这两天我们生产时间超过12个小时，基本上从上午一直生产到半夜 ，一天使用 的大米原料就超过13000斤。”该园区内 的一家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许福军表示 ，在相关部门 的帮助下，企业克服了疫情等不利因素影响 ，总体呈现向好态势 。
据了解，慈城年糕企业原先分布在小镇各地，多为作坊式生产，规模不大，加之疫情影响使得资金一度吃紧，生产效率拉低，发展进程受阻。
为此，江北区相关部门通过培育品牌 、建设产业园区、成立产业协会、开展地理标志质押融资等多项举措，不断提升慈城年糕影响力、竞争力，推动年糕产业提档升级。
2018年 ，江北区大力筹建慈城年糕产业园 ，组织年糕产业上中下游 的33家企业成立了慈城年糕产业协会 ，并指导协会制定地方标准 、行业标准和团体标准 ，推动产业集聚发展和升级转型。
目前 ，该园区内已有3家上规模 的年糕生产企业，并且每家企业都已实现阳光工厂 ，最大限度保证消费者舌尖上 的安全。
“入驻园区后，我们引入了不少机械化 的辅助手段。如今在新技术 的帮助下，真空包装 的年糕保质期可以达到半年以上 。”该园区内一家粮油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吕国华表示，通过生产工艺改进 ，该公司目前高峰期的年糕日产量可以达到10吨，产品主要供应各大商超，也有不少企业采购作为春节年货。
除了传统年糕产品外 ，慈城年糕生产企业还积极迎合市场需求 ，推出了艾草年糕 、红糖年糕 、南瓜年糕等花式新品。
据该园区内 的一家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纪平介绍，该公司投入数十万元用于产品研发及包装创新 ，“通过生产特色年糕、销售特色礼包等方式 ，转变销售思路 ，拓展销售市场。”
目前，慈城年糕年生产力近万吨，年销售额近亿元，产品畅销海内外 ，带动了当地农户增收，已经成为江北一张亮丽 的金名片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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